很多人會懷疑，歷史何以要對一個名不經傳的鄧澤如有所虧欠。他是何方神聖？做過什麼？他如何影響了世界？這篇「辛亥百年」的紀念文章劈頭就為他叫屈，是否做過頭？
其 實正是這種普遍對鄧氏的懷疑，才是對鄧氏的虧欠。大歷史掩埋無數小歷史，公眾認知的歷史只是史實的小部份。鄧澤如作為革命元勳、辛亥大將，而遺忘於歷史， 實為幾項不該有的巧合所「撮合」。而幾乎沒有還原機會的鄧氏殘史，卻因多項巧合又聚合了他散落在馬來西亞、台灣、中國各地的殘塊，而得以復見。
鄧澤如是孫中山革命成功的關鍵。他是籌款工作的統籌、南洋同盟會的領袖、民國其中一任財政部長，以及是孫中山民國經濟藍圖的重要規劃者。此外，也是他及時的加入，在孫氏起義屢屢失敗、財政困窘之際，延續了革命事業的財政來源。
鄧氏生於1869年，18歲南來。追隨孫氏之前，鄧氏已輾轉多個城鎮而落戶在森美蘭，並通過與英殖民官場及馬來統治者的良好關係，在庇勞和芙蓉從事 採錫、開店等而發跡。1906年孫氏礙於新加坡己疲於籌款、無力支撐，開始將同盟會的重心移師馬來亞。正好此時也是孫鄧相識之時。
坊間有孫鄧初見的傳說：孫氏陷困之際，派汪精衛經越赴馬，去庇勞訪鄧，不遇而離去。晚上鄧氏回來見及汪之留涵，追趕數十里，才得見汪氏，誓示支持革命赤誠之心，從此追隨，真有「蕭何夜下追韓信」之意境。
1911年辛亥成功，鄧氏謝絕了孫氏委官的獻議，續留庇勞，卻又為孫氏後來敉平陳冏明叛變和討伐袁世凱的軍事行動中再度奔波籌款。鄧氏最後不勝孫氏力邀，20年代初攜帶娘惹太太回返中國，先後擔任了個黨、國十多個職位。
由於與孫中山來往頻繁、關係密切，他是握有最多孫氏手稿、信紮、電報等遺物的民國領袖之一。雖然他後來因孫氏「聯俄容共」的政策而與中央決裂、退出 政壇，卻仍憑著對孫氏的敬仰而編纂了《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孫中山先生二十年來手紮》等書，是研究民國初年歷史不能或缺的史料。
鄧氏隱退之後，1924年起留住廣州。那位與他一起從庇勞回來的正室去世。他續絃，竟老來得子。好友胡漢明特地取「夏、商、周」之夏，給孩子命名鄧光夏。後來續絃又死，鄧再娶，並再得光商、光周、光漢、光華四子。
幼子出世不久，1934年鄧氏就去世，享年65歲，安葬在廣州。
鄧氏史蹟，從國民黨黨史、民間傳聞、田園考察以及現代網際網絡中，大概就只有以上這些。
2006年，《東方日報》配合孫氏140年誕辰及來馬100週年，搞了一個集展覽、評論、專題、報導於一體的大型活動。我也參與籌劃和指揮，並率領 記者北上南下，周遊孫氏當年步跡所到之地：檳城、怡保、務邊、芙蓉、庇勞、馬六甲等，撰寫了許多篇文章，也轉貼到自己的部落格。
三方交流，完善鄧史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我貼文中的鄧澤如史蹟雖然殘缺，卻引來台灣網友回應。其中一位聲稱是鄧氏之孫，鄧光周之子鄧浩，正在收集他非常陌 生的祖父的遺跡。我曾因此再訪庇勞，通知當地華社。但他們都認定鄧澤如沒有子嗣，這個「冒名頂替者」必有圖謀，可能是愷覦鄧氏當年所建之廟「三聖宮」裡的 古物（大量清代遺物）或是鄧氏的古董傢俱。所以沒有予以理睬。
不得要領之餘，我只能將尚能掌握的鄧澤如遺跡：三聖宮、鄧氏所建的英國參政司牌坊以及命途多舛、差點被除名的鄧恩（鄧氏名文恩，字澤如）路，自己拍攝，通過電郵，傳送過去。算是大馬最能盡之本份了。
從忙碌的報館工作退休之後，老友相邀遊台灣。我趁機再預約鄧浩，希望見面。10月18日，會面地點就在鄧浩安排的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在場的還有他 母親，年齡估計七十多歲。鄧浩則自稱四十出頭。博物館主任林志峰及四位職員隨即出現，並率領我們（鄧家兩人及我及協助我在台灣聯繫的《東方》前同事區肇 威）登堂入室。就此，鄧氏史料就在親屬、考古和大馬三個方面各展所持，進行大交流。
鄧氏家屬娓娓道來，從不自知「系出名門」到後來急於尋根溯源，有一段心理與認知的轉變。由於鄧澤如在他們懂人事之前早已逝世，對他根本不瞭解。直至 「國父紀念館」一次國民黨史展覽會當中，偶然驚見先親鄧澤如的照片與名字，才意識到他可能在民國歷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加上貴為榮民總醫院專科主任的鄧光周 （今已故）也常被他診治的各個黨國要人叮囑和提醒，他們覺得應該給這位開國元勳的先人做點事情了。
但是，基於政見決裂而受排擠於國民黨「容共」派（此派後來由與中共三度合作的蔣介石所繼承），以及鄧氏離開政壇太久，鄧氏之研究已不再是「顯學」。 加上鄧氏在世時與孩子相處甚短，他死時長子尚不足十歲，也沒法口述歷史，相傳後代。此外，日本入侵與國共內戰等動亂更衝散了五兄弟（一個在大陸，兩個在香 港、兩個在台灣），凝聚一家之力以恢復鄧公榮耀，變得舉步維艱。
湊巧的是，第二代人做不到的，卻因第三代的鄧浩有個在國立歷史博物館領導展覽工作的同學林志峰，而在林的鼓勵下，鄧浩真的進行追蹤了。
林志峰等博物館同仁則從豐富民國歷史的職業本能，希望鄧家持有的鄧澤如舊文物有助於補遺，讓博物館誕生新作。同時還寄望久居南洋的我們錦上添花，又可提供鄧氏在民國前的事跡，來擴大博物館展覽內容。
所以，鄧史在三方面都有所求、有所得的情況下，完成了豐碩成果的會面。後來，我們「馬方代表團」還在林志峰的引路下晉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並 翻閱了更多有關鄧氏的遺件。當中就有鄧向孫氏提呈的籌款賬目、他幾度推辭孫氏薦官的書函、他的南洋革命事業的總結，和他與南洋同盟會要員如鄭螺生、陳新政 等人的來往書函以及我們引以為豪的「庇能會議」的細節紀錄。
那封他與「容共派」決裂時的辭函最為辛酸，列表了他南洋二十多年的重要工作，以及黃花崗起義的馬來亞及新加坡共十六位犧牲的烈士名單（黃鶴鳴、羅 坤、杜鳳書、勞培、周華、李文楷、余東雄、郭繼杖、李晚、羅仲霍、李柄輝、林修明、陳文褒、陳敬岳、林冠慈及溫生財）。這些資料對大馬治理華人史更顯珍 稀。
我沒料想隨意的一場「孫中山來馬百年」活動竟在四年之後，還能跨越到台灣，延綿無限，並間接為台灣的鄧澤如歷史追蹤補上南洋的遺缺，可能還為大馬庇勞旅遊業幫了小忙。當然一切都有巧合，皆因我們活在歷史歸還一百年來對鄧澤如虧欠的這一剎那。
